[不同的声音]《东京审判》观后（ZT）
即使不是因为被拉去填一分看片评价表而得到免费的机会，我也会对新片《东京审判》好奇地看个究竟。因为我多少对有关东京审判中日双方的观点都看过一点，在今天中日关系再次跌入谷底时，这段历史被第一次在国内正面表现会是怎样。
无论是从我们一般对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是从市场反映来看，这部片子多少都算得是部分成功的。虽然影片主要情节是试图复现法庭审判过程，对今天中国观众的胃口来说，也许会显得冗长，但目前国内对中日关系和历史问题的关心程度，都决定了这部片子绝不可能冷寂。
我把这部电影定位为一种“民族励志”片。因为影片主要表达的几个冲突，都在努力刻画和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一个民族落后，那么它或它的代表者就会在任何国际舞台上被人瞧不起。电影的几个重头戏是中国法官该占据何席次、是否该判处主要战犯死刑上的几个情节上。扮演梅汝璈的香港演员刘松仁，把梅当时因中国国力弱而遭人歧视，以及由此付出的种种巨大努力和内心所受的焦虑、煎熬，都表现得非常到位。这部电影，无疑重在用六十年前梅汝璈遭遇的民族自尊和情感来激励今天的中国人要奋发图强。
把它作为一部朴素的“民族励志”片看待，我以为这种情节主线的设计无可厚非，首先它符合基本历史事实，从梅汝璈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影片中重点反映的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其次，它在其他线索上围绕这个目的也做得非常成功。譬如，影片一开始梅汝璈晚上乘坐挂着中华民国国旗的轿车在街头碰到两名失意醉酒的日本旧军人，这两人一边大喊“日本不是被你们支那打败的，而是被美国打败的”，一边用酒瓶子追打轿车，接下来，被这幕场景激怒到极点的中国观众会感觉稍微爽了一把：美国司机跳出来开枪击毙了这两个冒犯***官的日本酒徒。
也许是制作者实在是担心，如果这部电影只反映法庭争辩，市场恐怕很难接受，于是它在一部民族励志片里加进了毫不相干的中日三角恋：中国记者在法庭上遇见了当年的日本同学，这位也在做记者的日本女同学暗恋着中国男记者，另外一位待业在家的日本男同学暗恋着日本女记者，而且仇恨着给他带来丧兄之痛的中国人。这三个人没事就坐在一起喝闷酒，而且，还要经常和梅汝璈法官在一起。而梅汝璈法官不但要和这几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搅在一起，还和一位日本酒馆的老板娘成了熟人，这导致了老板娘在为梅汝璈献舞时被人开枪打死——死在梅汝璈法官的怀里。
如果一部电影中有位演员的古怪表演能使观众凝视着他发呆，这该是一种灾难。电影《东京审判》的终结者是那位戏分很多的中国记者，他多半时候只会目光呆滞伸着下巴耍酷，话少且绝对的含混不清，有一种努力要从屏幕里挣扎着掉下来的颓废气质。后来经人提醒，原来他是Ｆ４里的朱孝天，难怪中国记者一直长发飘飘呢。当朱孝天在与他的日本同学争辩时，难得地咬着舌尖含混不清地说出一个长句子，那你知道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吗？我的心难过地揪紧了，饶了这可怜的孩子吧，也许他真是第一次知道这些历史名词呢。等到朱的日本男同学嫉妒大作开枪击毙了日本女记者，朱孝天跪在地上摇着女记者的身体哭诉道：呜呜呜，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好吗？本来被一直被导演营造的悲愤情绪绷得紧紧的观众，终于忍不住一起大笑起来。
呜呜呜，导演，你不要歧视中国人的智力好吗？
前面说了，我一点不反对这部电影“民族励志”的立意。但即使作为“民族励志”片，其中几个场景还是值得商榷。比如，在关于是否要判处几位甲级战犯问题上，梅汝璈法官与其他几位法官的争议。影片安排了一场梅汝璈与那位著名的印度法官帕尔的对白，帕尔陈述他反对死刑的理由，居然是根据佛教的善恶报应和生命轮回观，这使得观众会认为，这场严肃的审判怎么把一个迂腐而不懂得是非观念的佛***搞来当法官，简直是在开历史玩笑。而事实上，东京审判的法官中，帕尔是惟一一位在国际法学上拥有权威地位的法官，无论他在东京审判上所持的基本观点我们是否同意，他本人的法学修养是不可采用一种多少带有恶搞的方式来调笑的。
把帕尔法官有意无意地刻画为一个糊涂虫（有几句对白的法国法官可能也会给中国观众留下同样的观感），无助于让中国观众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严肃的审判的印象。事实上，如果我们借鉴美国好莱坞爱国主旋律大片的经验，就不应当采用故意损毁对手智力的办法，展现历史复杂性的一面，不但不妨碍主旋律的表达，反而显得真实可信。帕尔法官之在历史上著名，倒不是反对日本战犯的死刑，而是坚持日本战犯无罪！此人在审判结束后，写了本６０万言的《日本无罪论》，成为很多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今天，日本靖国神社内就有帕尔的石像。
所以我认为，《东京审判》完全应当把中国记者与日本记者的三角恋之类的垃圾删去，而把重点落在东京审判过程的本身，其中包含的复杂冲突，因为中国观众大多数都对此完全陌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观念冲击——但却是在可以接受之列，并不妨碍“民族励志”，相反，恰当地表现事实本身的深刻和复杂，会使“民族励志”避免只流于浅薄和粗鄙。梅汝璈法官在东京审判期间，面临的挑战和可做“民族励志”之用的经历，远非中国与英国谁该排在第二之类的“国格”之争——这多少是对一个２４岁即留洋拿到法学博士的先辈的专业、智力的侮辱。事实上，东京审判过程中，中国在证明日军在华犯罪时证人证据上的一些遗憾表现，电影中若适当予以表现，对正在逐步接受现代法律观念的中国观众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民族励志”。
如果，要今天的观众从梅汝璈法官身上的经历体验民族曾经的悲楚，那么结尾多少有些坏人终被正义审判的调子就该修改。进入１９４８年，国共决战的最终命运已见分晓，全世界瞩目焦点早不是东京审判，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新角力。东京审判早已准备虎头蛇尾准备潦草收场，甚至当时法官团们都不甚关心审判何时结束。在梅汝璈慷慨激昂地争取把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否则自杀以谢国人时，国人关心的早不是日本战犯元凶命运如何，而是自己命运如何。缺少了对这一重要历史背景的铺陈，梅汝璈那一代人命运的历史苦涩便无由地失去了分量。“民族励志”又显得何其浅薄。
也许，这在今天的大环境下可能是对《东京审判》制作者的一种为难，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民族励志”的深刻上做出任何努力和尝试，只看到他们对中国观众智力上的不信任。
